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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妃虽晚不须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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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113章 追索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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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  开成四年(839年),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,顺利通过,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,不久,被调任弘农(今河南灵宝)县尉。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,但远离权力的中心,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。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,因为替死囚减刑(“活狱”)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,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,难以忍受,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(《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》)。凑巧的是,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,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,在他的劝慰下,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。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。开成五年(840年),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。
      闲居时期
      辞去了弘农县尉后,会昌二年(842年),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,旋丁母忧居家。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。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。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。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(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),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。错过了这个时期,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,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,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。[5]
      会昌三年(843年),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,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。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,但他的去世,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。[12]
      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。郑亚的这次南迁,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。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谪的官员,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。另一方面,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。在桂林不到一年,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,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。
      大中二年秋(848年),李商隐回到长安。[14]据说,他在穷困潦倒之际,写信给故友令狐绹(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)请求帮助,但遭到拒绝,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:10年之前,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(弘农县尉)。[8]李商隐担任盩厔县尉时间不长,又被调回京城。此时,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:低微的官职,渺茫的前途,落寞之余,期盼着出现变化。
      大中三年九月(849年),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,前往徐州任职。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,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。如果他的仕途顺利,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然而不巧的是,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,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。这样,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。[15]
      成就综述
      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,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。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。它们绝不是“发思古之幽情”的无病呻吟,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,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、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,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。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。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,意境要眇,情思宛转,辞藻精丽,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,读来令人回肠荡气。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,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、渴望有所作为的。同时,他颇能独立思考,很早便对“学道必求古,为文必有师法”的说教不以为然,甚至萌生出“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”这样大胆的想法。在诗歌创作上,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,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,如《燕台》、《河阳》、《河内》等。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,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。大和末,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,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。这时他写的《有感二首》、《重有感》等诗,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。
      诗歌类型
      咏史诗
      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,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,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。其中《韩碑》、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、《随师东》、《有感二首》等,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。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,语气严厉悲愤,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,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。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,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,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。《富平少侯》、《北齐二首》、《茂陵》等,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      李商隐的诗歌创作,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,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。但大和九年(835年)的“甘露之变”,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杀、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,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,写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现实的政治诗。[17]如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,愤怒声讨了宦官的罪行,称颂了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将领,热切盼望铲除宦官、恢复皇帝的权力的《重有感》。又如有意效法杜甫《北征》的长篇政治诗《行次西郊一百韵》。[17]
      李商隐的政治诗又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。如《咏史》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、愚昧和无能。《隋宫二首》其一,意在提醒晚唐统治者要接受前车之鉴。又如《马嵬二首》其二,对唐玄宗为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,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。含蓄深沉,意在言外。《贾生》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,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。又如《瑶池》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,《随师东》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。
      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,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、取材的精当,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,或用假想之辞创作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,突破史实局限,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;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,深入开掘,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。与此同时,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,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,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、情昧的隽永和谐统一,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。[17]
      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,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。含蓄深沉,意在言外。《贾生》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,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。又如《瑶池》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,《随师东》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。
      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,语气严厉悲愤,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,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。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,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,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。《富平少侯》、《北齐二首》、《茂陵》等,就是其中的代表。